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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我国的抗日战役,历时14年。在这一场绵长的战役中,我国伤亡2100多万人(其间戎行380多万,一次南京大屠杀就逝世30万),占二战总伤亡人数的2/5;我国财产损失达1000亿美元以上。战役成功后,清算和赏罚战犯,是理所应当的事。

可是,我国确认日本战犯,却成为一件至今还令不少人愤恨的工作。

侵华日酋冈村宁次写了一本回想录,其间谈及了日军战犯之事:

“停战后,由重庆来南京访问过我的要人,暗里都谈过战犯问题,听说重庆政府内部对确认战犯规模问题议论纷繁,无所适从。1946年2月17日来访的王大祯,曾吐露以下内容,可能与现实挨近。”

这个王大祯是我国人,留学过日本,当过我国外交次长,与日本军政各界往来很深。

王大祯说了啥呢?

“依据蒋介石主席政策,确认战犯规模以最小限度为宜。在最高干部傍边有的说17人,有的说150人,政府虽拟逗留于最小限度,但最近各地民众纷繁来信检举,其数字无法估量。”(见[日]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想录》,中华书局版p135)

意思即:1、蒋介石确认战犯,要“最小限度”——人数要最少。

2、详细定多少战犯,重庆高层争议很大。

3、各地民众来信检举的战犯人数,无法估量——应当战犯的日军许多。

蒋介石要“最小限度”,这已是令人不解。而他的手下大将汤恩伯的建议愈加令人惊诧。冈村宁次回想:

“与其说亲日毋宁说爱日的汤恩伯将军和我独自谈判时,曾力言战犯只以某某(未举其名)一人为代表即可。”(见《冈村宁次回想录》p135)

也就是说,汤恩伯竟然建议只需“一人为代表”当一下战犯,就可以了。

汤恩伯的“爱日”怪论和“力言”之举,可令全国我国人都义愤填膺了。

虽然蒋介石和汤恩伯要极力将日本战犯最少乃至少得只以一人为代表,可是,他们的建议终究没有“完美完成”。 1946年5月,被拘留的日军战犯达3000名,但其间包含因与嫌疑犯同名字被错扣的,在鉴别和其他原因连续开释外,到6月底,被我国拘留的日军战犯(包含台湾、海南岛)人数如下:

1、已判定:死刑28人,徒刑73人——101人。

2、扣押2042人。

3、算计2143人。

为什么最终判定和关押的战犯人数,与蒋介石和汤恩伯的建议不一致呢?冈村宁次有一个解说:

“敌在最高领导层虽拟将战犯规模尽量缩小,但又不能不考虑和其他同盟国处理战犯状况坚持平衡,加以通过8年战乱,受日军蹂躏过的当地大众,对日军官兵的胡作非为,纷繁检举,被拘留的人也将日积月累。”((见《冈村宁次回想录》p136))

也就是说,之所以最终判定和关押了2000多名日军战犯,有三个原因:1、要与其他同盟国坚持平衡(这大概是最主要的);2、日军作恶太多;3、当地老大众检举。

关于无恶不作、罄竹难书的日本战犯,蒋介石要“最小限度”,汤恩伯只“以一人为代表”,试问2100万我国人的性命,在他们心中又值几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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