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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就是价值观:四个教导故事,四个价值断定

  作者: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倪闽景 整理:徐蓓

  人是唯一有价值观的动物,“德”就是价值观。

  我们来解构一下这个“德”字:中间有一个大眼睛,下面是一颗心,左边是一个行走的人,最上面的一横一竖代表正。目正、行正、心正,就是“德”。十九大报告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我觉得这是对“立德树人”最好的阐释。

  从这个“德”字来看,眼睛代表有理想,看得远;行走代表有本领,去行动;心代表有担当,心怀祖国。

  今天我想给大家讲四个故事,代表四个价值判断。

  第一个故事是陶行知的故事。陶行知先生当校长的时候,有一天看到一个男生用砖头砸同学,便将其制止,并叫他到校长办公室去。当陶校长回到办公室时,男孩已经等在那里了。这时,陶行知掏出一块糖给这位同学:“这是奖励你的,因为你比我先到办公室,说明你很守时。”孩子不敢接,陶行知又掏出一块糖,说:“这也是给你的,我不让你打同学,你立即住手了,说明你尊重人。”男孩将信将疑地接过两块糖,陶先生又说道:“刚才我去了解情况,知道你打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说明你很有正义感,我再奖励你一块糖。”这个男孩子拿了3块糖就哭了,说陶校长我错了,以后再也不打人了。陶行知再掏出第四块糖,说:“你是好孩子,知错就改,我再奖励你一块。我的糖发完了,我们的谈话也结束了。”

  每个孩子都是可以改变的,当看到孩子的缺点时,正是我们教育者的机会。一个孩子刚刚进入小学,如果他一字不识,是零起点,老师应该充满了欢喜,觉得教育的机会来了;如果一个孩子识2000个字,还要他来读一年级干吗?这体现了教育的一个根本性的价值观——生命有缝,阳光才能照进来。

  第二个故事是59分的故事。有个孩子因为语文考了59分,很绝望。请注意,59分对学生是个羞辱性的分数,相比之下,55分对人的心理打击倒没有这么严重。我认为,这个老师除了给学生打59分外,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比如,找这个孩子谈话,问他为什么这些题不会做,希望他下次要努力。还可以对学生说:这次我给你60分,不是老师不会数学,而是我给了你一分,下次考试你还我两分,你同意吗?这才是教育。所以,教育只差一点点,效果就会完全不同。

  第三个故事发生在挪威。

  很多年前的5月17日,我在挪威旅游,那天晚上导游叮嘱我们千万不要出去。晚上我听见窗外大呼小叫、人声鼎沸,甚至有玻璃窗被打碎的声音。后来我了解到这是挪威的传统,从上世纪初开始,所有的高中毕业生会在最后一个学期的这一天举行毕业狂欢。穿红裤子的学生是学文科的,穿蓝裤子的是学理科的,他们以班级为单位,去打工赚钱,然后在一辆大巴里装上音响,到广场上去比谁的喇叭响。5月17日这天晚上,他们干什么都可以,只要不犯法。这真是一个非常疯狂的夜晚。

  我问他们教育部门的负责人,为什么这样放纵孩子们。他这样回答我:只有当一个人完全自由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哪些事情可以干,哪些事情不可以干,这叫成人。这就是挪威的高中课程。

  其实,课程就是要把教师、学生、教材和教学的内容组合起来,不同的组合方式体现了不同的课程价值。

  第四个故事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的故事。钱文忠在读高二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他的历史老师姓郝,有一天,郝老师在讲世界史时讲到印度,讲到梵文,郝老师说梵文很难懂,全中国只有一个人懂,这个人叫季羡林,是北京大学的教授。结果,下课以后钱文忠就去问郝老师:“你说梵文就一个人懂?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当然是真的。”“那么如果我去学梵文,将来就是我一个人懂了?”郝老师哭笑不得。后来,钱文忠写了一封信给季羡林,说我要报考北京大学,跟您学梵文。季老回了一封信说:欢迎报考北京大学,但是北京大学很难考。第二年,这个非常普通的孩子竟然以上海文科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

  大家想过没有,教学的宽度有多重要。老师的一句话,就可能改变一个孩子的未来。

  我今天的演讲,是想告诉大家,以“德”为维度进行的价值判断,是教育和课程改革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无论是课程还是教学,它实际上是搭了一个平台,让学生在学到知识和能力的同时,又体验到学习的内在快乐和生命的价值,进而成为一个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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