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采访

为了谁,薄,北京吉普212-尼采书香

节选自《前史的B面》,作者聂作平,我国友谊出书公司出书。

明太祖朱元璋画像


明朝皇帝的胎记


就一般状况而言,哪个当地出了个人物,比方高官或名人,这当地的人大略都会感到骄傲;要是一不小心出了个皇帝,那就更是无比的荣耀。安徽凤阳出了个朱元璋,这位凤阳老乡和他的后代后代控制我国长达两百七十六年之久,可令人惊奇的是他的凤阳老乡不光没有一星半点的骄傲感,反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幽怨与愤激。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个好当地,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曾经,听唱花鼓的安徽人唱起这支苦楚的歌谣时,就已有以上的不解之处。直到后来,当我走进尘封的明史,走近朱元璋和他的后代们时,才发现这并非没有原因的空穴来风。翻读厚达数百卷的《明史》,就像鲁迅读史读出的是吃人二字相同,我读出的则是:残暴。

大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身世清贫,是完全的无产阶级,按张敞的说法是:“在参与红巾军曾经,如果有谁说和平乡的朱元璋能大富大贵,必定会被人们包含朱元璋自己作为一个天大的笑话。”但时势造英豪,这个凤阳县的青年农人大约敏锐地洞悉到了全国行将大乱,很快就要改朝换代的痕迹,所以他以农人的狡黠和投机加入了如火如荼的起义部队。在革新部队里,朱元璋很快显示出他潜在的才干,并依凭其才干,一步步从下级军官当到高档军官,直到被拥立为威震一方的吴王,再剪灭群雄,定都南京,成为三百年王朝的开创者。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喽啰烹。”每个新王朝的树立,总是以推翻一个旧王朝为条件的,而推翻的过程中,除了万千百姓不得善终外,总要成果一批开国功臣。只是,这些开国功臣的命运大略不会太好。原因在于,树立了不世之基业的开国之君不论是为后代计仍是为全国计,总是容不下这些功高震主的大功臣。因而,一个王朝的江山一旦坐稳之后,下一个该收拾的人便是这些居功自傲或不居自傲的功臣了——从吴王杀伍子胥到吕后杀韩信,一部二十四史永久被这种宿命式的革新战友在革新成功后的大残杀染得血腥味儿十足。

宋太祖曾在一个中秋之夜和他的功臣们畅饮时悲叹不已,功臣们问其故。宋太祖说,早年我忧虑做不了皇帝,现在做了皇帝却又睡不好觉。功臣们再问其故,宋太祖幽幽地说:假使有一天,你们的部下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们不做皇帝行吗?功臣们惊慌万状,宋太祖所以抛出了如意算盘:你们不如交出兵权,多置良田美宅,君臣无猜,高兴终身。这闻名的杯酒释兵权,明显是功臣们最夸姣的下场了。以致宋人的小说中也总爱说咱大宋朝最大的长处便是不诛功臣。

但好像宋太祖这样顾念旧情的君王委实不多。我国历朝历代诛杀功臣最为完全的,当推西汉和大明。一个十分偶尔的事实是:这两个朝代诛杀功臣的最高决策者——刘邦和朱元璋,都身世于底层。

这就让人不由得要去估测,刘邦和朱元璋这两个底层身世的最高首领,是不是出于人道方面的某些原因,而不只是是政治考虑,才干出这些令人发指的阴谋呢?刘邦的问题不在本文的涉猎之内,姑且不表。可是朱元璋,这个做过乞丐也做过小和尚的安徽农人,明显存在着许多人道的缺点。并且,这些缺点就像某种胎记相同,一贯遗传到他的子后代孙身上。因而,明朝的皇帝们简直都有一个共性,那便是残暴、昏暗和狠毒。

大臣上朝前先要与妻子诀别


如前所述,朱元璋身世清贫,古人说过英豪不问身世,这算不得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且朱元璋继位之初对自己的身世也并不感到羞耻或难为情。《皇明纪略》中说:“太祖开国之初,所降诏书,一则曰朕本淮右小民,一则曰朕本淮右布衣。”但皇帝宝座坐热了大约难免使人脑筋发昏,朱元璋开端变得灵敏多疑,既置疑那些身世较高的臣民们背地里讪笑自己,更无端地觉得手下一同打江山的弟兄们这时一个个看上去好像都有另立中心的嫌疑。

按理,作为开国之君,应该有宽恕和开阔的大气量,唐宗宋祖莫不如此。但是朱元璋总是定心不下自己的江山,总要将那些有或许或许有才干的谋反者尽数诛杀才定心。因而朱元璋刻不容缓地动起手来,像削平一段树枝似的,将他看上去不那么顺眼的喽啰和良弓通通消除,无情打击,绝不手软。究其原因,咱们可以猜想,这明显是他人道中的不自傲所造成的:从一个青年农人、混饭和尚到全国一统的大明皇帝,朱元璋的人生人物转换得太过于赋有戏剧性,也太忽然了些。这就比方一个乞丐偶尔间捡到了一枚金元宝,极大的高兴外,便是疑惧他人会偷走它,抢走它。因而他总是顾虑重重,猜疑连连。最终,在这种近乎于神经反常的境况中裂变成嗜血的杀人狂。似乎只要这样,他的江山才干安稳。本恶的人道,在嗜杀的过程中,必定感觉到了莫名的爽快。

吴晗在《明太祖》一书中说:“在他(指朱元璋——引者注)在位的三十一年中,依据他自己的著作《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的计算,所列凌迟枭首有几千案,弃市以下的有一万多,三编所定算是最宽恕的了。所记进士、监生罪名,从一犯到四犯,仍有三百六十四人。最优待的方法是暂赦死刑,仍回原职,戴斩罪就事。”

又说:“所杀的人,从开国元勋到列侯大将、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到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有钱人地主、僧道屠沽,以致亲侄儿、亲外甥,无人不杀,无人不行杀,一个个的杀,一家家的杀,有罪的杀,无罪的也杀,‘大戮官民,不分臧否’。”

相传明初的大臣,上朝之前,总是先要与妻子诀别,他们不知道这一出去是否还可以安全回来。晚上回到家,家里往往摆酒道贺:总算又熬了一天。

廖永忠是朱元璋麾下最骁勇的大将,当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于鄱阳湖时,朱元璋所乘的战船被围,状况万分紧迫时,廖永忠冲上前英勇救驾,立下大功,心胸感谢的朱元璋以漆牌书“功出众将,智迈大军”赐之。但比及全国安靖之后,廖永忠总算仍是被伪造了一个“僭用龙凤诸不法事”的莫须有罪名赐死了。

朱亮祖虽是元朝旧将,但自归顺朱元璋以来,也是战功赫赫,先后平定过广东和四川等地,又镇守过北平,也于洪武十三年被朱元璋随手找了个前史上屡试不爽的谋反的托言。朱元璋将其召至宫中,同去者还有朱亮祖的长子朱暹。朱一顿痛骂后,喝令卫兵将朱亮祖父子拿下,当场抽打致死。过了十年,朱元璋大约想起朱亮祖还有个次子留在世上,毕竟也是费事,便托言追查胡惟庸案,也把他砍了脑袋。

廖永忠、朱亮祖、周德兴、傅友德被杀后,相当于朱元璋之诸葛亮的刘伯温也被毒死。接着,徐达也惨遭毒手。吴晗在《明太祖》中说:“徐达为开国功臣榜首,小心翼翼,也逃不过。洪武十八年病了,生背疽,最忌蒸鹅。病重时皇帝却赐蒸鹅,只好流着泪,对着使者吃了,不多日就死了。”这与派使者持毒酒鸩杀,已无二样,而更见朱元璋之阴损。徐达身后,朱元璋做出一副痛不欲生的姿态,“帝为辍朝,临丧奄恸不已。追封中山王,谥武宁。”反正人都死了,猫哭耗子除了假慈悲外,还带有某种恶作剧达到目的的快感。

除了零散地残杀功臣,朱元璋还制作了两起可谓创作的团体大残杀。一同是胡惟庸案。胡惟庸本系朱元璋的老乡,所谓淮西勋贵之一,相当于汉光武的云台二十八将。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忽然宣告胡惟庸权利过大,权利过大就或许要谋反,而谋反是犯上作乱的,已然犯上作乱,天然只要死路一条。胡惟庸被赐死也罢,牵连者更多达一万五千人,其间包含名列开国功臣之列的二十二名公侯级高贵。朱元璋的亲家,也是元老级的李善长也在案中,朱元璋法外施仁,以功大不问。但时过十年,朱元璋仍是放不下杀机,又穷究胡惟庸案,将李善长等一万五千余人处死。这时,李善长现已七十七岁了,在朱元璋手下干了整整三十九年。要说他造反,不要说全国人不信任,恐怕朱元璋自己也不会信任。

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又编造了蓝玉案。蓝玉本是常遇春部将,屡立战功,曾大破北元戎行,俘虏过北元的侯王及公主、妃子等,朱元璋将他比做卫青、李靖。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已然和平,是杀喽啰的时分了。锦衣卫的一名中级军官古怪地指控蓝玉谋反,朱元璋对此不查不问,叮咛立即把蓝玉坐牢,迅速地处以灭族,受牵连而死者二万余人。

杀了蓝玉,朱元璋下诏说:“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其实早已不必再皇恩浩荡,尽赦罪人了,由于此刻“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如果说朱元璋大杀功臣还可以用忌讳功臣们叛变来做说辞的话——事实上这种或许性简直没有,历代开国功臣,设若不是皇帝将他们逼得穷途末路,还真没几个造反的——那么有时分他的杀人只能用人道的昏暗和对残暴的酷爱来解说。

《明良记》中记载:“高皇帝(指朱元璋——引者注)尝欲食汤饼,光禄寺上供,治具不精,多所诛戳。因言往时入一山寺中,僧进汤饼甚佳,今竟不能致。马后闻之,乃亲制数盘,极粗粝,以献帝,帝一时食尽,后问何如,帝曰佳甚,后曰,往时入山寺,乃当疲乏时,食物觉美。今赋有四海,金衣玉食,餍饫之余,顾以口腹枉害人命乎!遣使寻山寺僧问法,乃以嫩鸡作粉搜面为之,使复命,尽戳寺僧。”

只是由于吃一汤饼,居然就大动杀机,光禄寺担任膳食的人被杀了,山中的和尚也都被杀了。这种干法,便是春秋时那位厨子没把熊掌炖好而砍了厨子手的晋灵公也干不出来,却出自一位被正史赞为“爱崇正学,加恩胜国,弄清吏治,修人纪,崇风教”的有明君之称的帝王之手。面临他那一长串极尽讴歌的谥号“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真叫人毛骨悚然。

比这更能看出朱元璋昏暗心思的还有更精彩的个案。听说朱的德配夫人马皇后的脚很大(想来也正常,朱元璋所娶之妻本来不过是凤阳一村姑嘛),这本不是什么太丢人的事,可朱元璋大约由于身世寒门,因而特别介意他人的谈论,以致开展到了神经质的捕风捉影的程度。《凤凰台纪事》中云:“元宵国都张灯,太祖微行至聚宝门外,见民间张一灯,灯上绘一大足妇人怀一西瓜而坐。上意其有淮西妇人大足之讪,乃剿除一家九族三百余口,邻里俱发放逐。”

就像阿Q忌讳他人说他是秃头相同,朱元璋虽然在开国之初尚揭露供认他身世卑微,后来却对身世变得极为灵敏。洪武二十九年,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的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然生成圣人,为世作则”之语,本是对朱元璋的马屁之语,但这回马屁拍到了马腿上,朱元璋龙颜大怒,处死了这名倒运的小官。按朱元璋的特殊解读,“生”者,僧也,“光”者,指剃发也,“作则”则为做贼,是挖苦他年轻时既当过和尚,又做过小偷。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科学研究标明,一个宗族的男人往往在天分上和思维方法上有着惊人的相似。看来这话不假,朱元璋的残暴在他的后代身上好像暗码相同撒播着。他的儿子永乐帝是在燕王位上经过造反,推翻了建文帝而登上宝座的。这个皇帝对前史的仅有奉献大约只能算是修了《永乐大典》,而其残暴与阴损刻毒,和朱元璋比较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永乐的皇位来得不正,这是全国都知道的,但刀把子出政权,当他一旦推翻了他那个文弱倒运的侄儿,遂开端报复性地虐待建文手下的臣子们。这些“奸恶”,有的被剥皮,有的被油炸,死得把戏别出而又苦楚万状。即使如此,仍是难以消解永乐心中的愤恨,余下最阴毒的一招便是将这些“奸恶”的妻子、女儿、姐姐、妹妹,总归全部女人亲属,包含五十六岁的老太太在内,一概罚当官妓。

做了官妓还不解恨,由于按大明的原则,官妓们是坐在妓院里静候嫖客上门的。想必那时官妓的生意不太好,永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灵机一动,命令不许这些奸恶者的女眷坐在妓院里当坐商,而是送到兵营去,“转营奸宿”,也便是一个兵营接一个兵营地巡回,以便能有尽量多的男人侮辱她们。史料上分明记载: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妹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都有身孕。除生子令作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圣旨:‘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贼材儿。’”

“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女,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旋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两道圣旨,看得人心里发毛,所谓圣明之君,本来在怎么更粗野地处置手无寸铁的妇女时也显得特别有构思:每夜令二十多条汉子奸宿一个家破人亡的薄命妇人,一旦死了,则抬去喂狗;才三岁的女孩子,就决议她长大了“便是个淫贼材儿”。

终其明世,程朱理学为全国榜首显学,料理理学的业儒们一贯虚伪地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动,乃至讨论起嫂子一旦落水,做小叔子的伸手帮助她,是否也会有干名教之类的荒诞问题。这种思维一旦被官方供以为社会精力的干流和时人的品德原则,人道必定趋向于隐忍、虚伪和造作;而人之恶则是与生俱来的,在这种貌同实异的理论的规导下,恶有或许被暂停,却不或许从根本上消除,正如堵不能治水,只要疏才干治水相同。理学对人之恶便好像是堵水,一旦大坝溃散,带来的灾祸将会更大。

整个大明近三百年间,这种从太祖朱元璋开端的残暴一贯不曾隔绝过,它居然好像传家宝相同在这个鄙陋而恶毒的宗族中撒播。

大明曾经,控制者对知识分子还保持着必定程度的敬重和抑制,但到了大明,知识分子的自在度没有了,连人格庄严也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损害。除了多次文字狱外,便是那发明于朱元璋的廷杖——当场脱了裤子在大堂之上打屁股。这一处置方法本来始于东汉,得名于三国的东吴,但朱元璋之前的一千年间,都只是一种偶尔选用的处置,到了朱元璋手里,才成了常刑。这种惩罚,除了可以依据皇帝的志愿或许把人打死,或许把人打残外,还能最大程度地侮辱受刑者,可以从精力和肉体两个方面来使受刑者苦楚不已。而这些受刑者,大多数是竭力推重理学的儒者,工作便是这样的荒诞。这便是前史,一点点不给咱们的幻想和逻辑留一点体面。

如前所述,开国大将朱亮祖是被朱元璋处以廷杖并同其子一同当场活活打死的,算是这一新惩罚的首个受用者。尔后两百多年间,坐在高高龙椅上的朱家皇帝一声拿下的喝令声中,台下那些文弱的大臣们就会被两旁如狼如虎的行刑人员拉下来,当众剥光了裤子,显露白花花的屁股,狠命地打。最闻名的廷杖事情发生在嘉靖年间,因议大礼之争,恼羞成怒的嘉靖两次命令在宫门外痛打大臣,其间一次多达一百八十人,当场就有十八人被打死。一百八十名文武官员被剥了裤子挨揍,这大约要算中外史上绝无仅有的“趣事”。

到了朱明中后期,政治愈加漆黑,皇帝愈加无能,其稳固控制的手法便是使用血腥的间谍原则,东厂、西厂、锦衣卫,将这种铁幕政治发挥到了极点。而朱元璋在开国年间传下来的几十种耸人听闻的酷刑被史无前例地履行着和不断改进着:墨面文身(在受刑者身上刺字并用墨涂改上色,一生不会消失)、挑筋(切断手筋或脚筋)、挑膝盖(用尖刀挑断膝关节)、剁指(砍掉指头)、断手、刖足(砍脚)、冲洗(用带有钢针的刷子在受刑者身上来回刷动)、称竿(用竹竿从受刑者肛门内刺进,直入肚腹)、阉割、凌迟(一刀一刀地割)……许多酷刑本来在离明代一千五百年前的西汉文帝时就已废除了,这时却再次风景地登上前史舞台。

朱元璋晚年,大约杀人也杀得烦了,有些无法地说:“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岁大了,说得口也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等他一命呜呼,他的后代们相继继位,除了永乐帝在惩罚方面有些立异外,其他人虽承继了他残暴阴毒的衣钵,但在这方面的创造性也没有了,所谓一代不如一代,或许便是如此吧。比及朱元璋的末代后代崇祯一边励精图治,一边大杀那些被他以为误国的各级官员时,大明的丧钟现已响了。

大明存立的14至17世纪间的两百多年里,欧洲已顺畅地度过了漆黑的中世纪,走进了文艺复兴的拂晓,人的庄严和特性开端遭到广泛的尊重。要不了多久,就会从法兰西的土地上传出天赋人权的黄钟大吕。而在东方这个陈旧的国度,无法直面的残暴和极度的独裁却成为一种原则化的国家机器。比及大明将亡之时,巨大的思维家黄宗羲在他的闻名著作《原君》中,发出了震聋发聩的声响:“凡全国之无地而得安定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全国之肝脑,离散全国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工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后代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全国之骨髓,离散全国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工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全国之大害者,君罢了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与此相仿,法国大革新首领之一的马拉也发出过相似的声响:“宫殿是暴君的巢穴、淫荡的发源地、罪恶的温床,国王的前史便是国民的受难史。你们要革新,你们要自在,你们就必须砍下暴君的头颅。”

但是,当马拉在巴黎的议会大厅里如此慷慨陈词时,陈旧的东方远没有走出前史的漆黑,它正从大明的残暴跌进大清的残暴,更多的不幸和更多的苦痛正在等候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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